商鞅和申不害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，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推行了一场以法为核心的变法。商鞅对于秦国的贡献不言而喻，而申不害对韩国的作用，也堪比商鞅对秦国的影响。尽管申不害的变法最终没有成功，整个变法在一代之后就宣告失败，但在申不害在世的年代，韩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，至少在那个时期，韩国能够和中原其他国家平起平坐。
然而，申不害去世后，韩国的衰退速度加快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更有趣的是，商鞅和申不害其实是同一时代的两位人物，然而韩昭侯为何最终选择了申不害，而不是商鞅呢？实际上，君主选择何种类型的臣子，往往与君主的性格、眼界以及国家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。韩昭侯和秦孝公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。秦孝公在接触商鞅之前，并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变法，但他深知王道、仁政、礼制以及无为而治等方式在秦国是行不通的，甚至可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死路一条。
秦孝公十分明白，单纯依靠吏治和军事改革，不能够让国家持续强盛。他追求的是让秦国世代强大，而不仅仅是在他一人统治下的短期强盛。所以他邀请商鞅入秦，进行的是全面的改革，涵盖政治、军事等多个方面。而韩昭侯则不是这种类型的君主。
韩昭侯性格鲜明、锋芒毕露，他选择申不害，实际上看重的是申不害在法治方面的术。术可以视为法的一部分，但更注重的是实际操作的技巧和效率，能够迅速实现变法的效果，并迅速见到成效。这种方式与君主的性格更为契合，符合韩昭侯急功近利的心理。申不害的变法确实立竿见影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，但这种变法更多是注重短期效果，并不能保证长远的持续性，无法为后代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然而，韩昭侯所关注的并不是后世的基业，而是如何在短期内使韩国崛起、变得更强。因此，他不愿缓慢推进，而是希望看到立刻见效的成果。除了君主个人的原因，当时韩国的国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与秦国的贫弱不同，韩国的经济状况尚可，国内没有像秦国那样的贫困和困境。韩昭侯更关心的是如何整顿国家的政治，提升吏治水平，他希望在短期内让韩国的政治更加清明，这样既有益于国家，也能为他个人积累声誉。
另外，韩国与赵国和魏国同为晋国的后裔，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的心理。魏国已经强大，赵国崇尚武力，军事力量雄厚，而韩国自然也希望能够超越这两个国家。因此，韩昭侯迫切希望国家能够迅速发生改变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。这也是他毫不犹豫选择申不害的原因。
